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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11 阅读:

  1930年红军在长江中游与列强驻华海军的冲突,并非如当时列强政府和后世西方学者所言,是盲目“排外”、无端攻击外舰的结果。其根源在于英、美、日等国仇视中国的主义运动,推行维护其所谓内河航行权和长江利益的政策,干涉中国,并不顾中国平民百姓伤亡,从而引起红军和苏区群众针锋相对的武力对抗。尽管红军还缺乏足够的实力与列强争胜,但其不甘屈服的反帝精神,连同界要求维护国家主权的呼声,造成了列强“长江共同警备”设想的流产,使其难以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联合武力干涉。此次冲突为初步确立兼顾党的民族解放理想与现实步骤、结合与外交、区分帝国主义者与外国人民的反帝政策,以及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内容提要:1943年5月,国际执行委员会提议解散国际。围绕这一事件,、汪伪政权以及分别以“民族”“亚洲”“国际”为核心展开话语争夺。以“民族至上”为核心立论,要求随之解散,以此达成其“国家统一”的目的。以“”口号立国的汪伪政权,则力图通过重新解释、编排将此事纳入“大亚洲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中,以减少国际解散对其政权合法性的冲击。针对以上两种言论,从“国际”这一高度立意正面回应此事,反驳了前两者的民族观,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三种叙事都在讨论和使用“民族”一词,但每一种“民族”又意涵不同;其实质是三方根据各自的诉求,通过阐释过去、解释现在,以期争夺合法性,主导中国的未来。

  标题注释: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渊源研究”(15KDA009)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撰述在1949年以前经历了一个不断化的过程。它诞生于阶级化的“民族运动史”撰述中,面临着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张力问题。这种张力在帝国主义理论引入后得到缓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的基础上实现平衡,“中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因之正式出现,并具有了初步的理论形态。伴随着新主义论的构建和发展,近代史研究的一些规范性认识逐渐形成,近代史与史融为一体,“”完全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撰述主题。

  标题注释:本文为山东省社科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新发展理念的方研究”(项目号:16BZLJ01)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山西省委与中央华北局之间产生了一场关于老区农村向何处去的争论。威尼斯人网上娱乐官网通过对当时农村调查报告和相关政策文件的再解读,并结合历史当事人的观念感觉和实践举措,认为山西省委试图“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做法凸显了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制和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互为关联的总体性历史实践。中央华北局对山西省委做法的批评尽管来自于对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政策精神的贯彻和把握,但双方争论的持续发酵和扩大则表明在“问题与主义”的认知和处理上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这种差异性不仅为他们在试办合作社问题上的歧见、争论提供了历史场域,而且也折射出了新中国经济状况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农村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影响。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村社会改造的历史实践及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7BZS118)的阶段性成果。

  原发信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沪)2017年第20175期第133-140页

  内容提要:1961-1962年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对于外交环境日益孤立的中国而言,是一次亮相国际舞台的重要机会。在中苏分歧扩大、中美对抗加剧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加大力度支持世界,一方面也寻求与中间地带国家改善关系。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既实现了维持老挝中立并为巴特寮赢取时间的目标,同时也借印支问题缓和了与法国的关系,为后续的中法建交提供了一次关键契机。虽然此时尚未明确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但这一政策正处于构建的过程中,中国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行动已符合这一外交战略的开展。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20世纪40年代初,甘肃省政府开始将保甲制度的触角延伸至甘南藏区。保甲制度的推行是对甘南藏区土司制度的一次,遭到该地政教势力反对,亦受到藏区民众质疑。在国家行政体系与土司制度的较量中,甘南藏区保甲制度的推行,对该地区基层社会的近代化产生深远影响,不仅使原有封建而保守的乡村治理模式发生巨大改变,国家行政机构在这一地域开始生根发芽,藏区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也日益加深。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保甲制度与甘南藏区基层社会变革研究”(17BZS02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资助项目(2016M60019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上海以长江流域经济为依托,京津地区以华北、东北等地区经济为基础,分别发展成为南北区域经济中心,在金融领域则各自形成以江浙金融资本为核心的上海系金融势力以及以京津地区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华北系金融势力。随着南北两大经济区域之间贸易往来的日益密切,两地金融市场的相互渗透、金融资本的跨区域流动、银行同业之间的相互扶助亦随之加强,逐渐形成了多层次的双边互动关系。两大金融势力的竞争与合作,活跃了地方资本市场,提高了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也推动了南北经济区域之间的一体化发展。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YJC770035)、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4ZFG77002)、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在日本对于磷矿进口的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日本商界和政府将目标转向了对南海的磷矿资源进行开发。日本商人平田末治寻求与取得广东政府开采许可的中国商人何瑞年进行合作,日本通过资本控制了西沙群岛磷矿的实际开采。但是何瑞年的开采许可受到中国国内特别是广东地方政局的直接影响,同时日本商人之间也存在竞争,日本政府与总督府需要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中国与日本同时面对商业理性与政府利益之间的冲突,两国围绕西沙群岛磷矿开发产生的合作、竞争与纠纷也反映了时代背景下中日关系的发展与调整。

  标题注释:[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CCNU14202003)资助成果]。

  内容提要:世界语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便打上精英知识分子的印记。然而在1920年代,世界语吸引了相当大一批中等生学习世界语。其原因在于中等生从一个教育划分的概念逐渐转化为一个阶层的概念,他们对自身无法向上流动充满了恐惧与绝望,而世界语给了他们一个人造的“希望”,可以帮助他们跨越地域与身份的界限,与世界与人类相连。通过世界语的视角,我们将能发现在1920年代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中等生如何选择人生的实践策略,如何对抗不断下沉的命运,从而拓展我们对这个时代普通人精神生活世界的认知。

  内容提要:根据瑞典语和丹麦语的原始资料,可以明白1937-1938年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众和精英对日军在华暴行的了解程度。虽然相关的报道断断续续,缺乏连贯性,但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是知晓日军在华暴行的。其实,不确定的伤亡数字、对暴行真实程度的低估,以及欧洲中心视角下对中国战场上西方人困境的集中关注等,这些主题在原始资料中均有所反映。这些资料明显地支持中方,并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反感日方。即便如此,这种亲华情绪并没有引起瑞典和丹麦对日本采取诸如贸易制裁之类的惩罚措施。

  作者简介:邓正兵(1966- ),男,湖北麻城人,教授,博士,江汉大学武汉抗战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武汉抗战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近年来,关于武汉抗战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社会各界对武汉抗战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是,武汉抗战研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本是与蒋介石政权绝交的近卫第一次声明竟然被指称为诱降声明,本是日军第十一军在整个武汉抗战中的损失被说成是日军第二军在小界岭战役中的损失,明明是在武昌平阅路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被写成在汉口华商街。这些谬误的出现,与长期以来我们对待和研究武汉抗战及抗日战争史的观念、资料、态度密切相关,确实有必要纠正。

  内容提要:大师与大学的关系自来是研究学术史的重要内容。蔡元培自1916年末长北京大学之后,鉴于“罗王学派”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上的标志性意义,一意邀请王国维加盟北大,先后六次或以函件邀请、或派专人面请、或请他人劝请,而王国维则经历了从坚辞到勉强受聘的过程。因为北大当时的至尊地位、学生的驯良可教以及在古物学等领域丰富的学术资源等,使得王国维愿意与其保持一线之关系。但北大的政府背景、过于强烈的色彩、以白话诗文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及错综复杂的学派纷争,又使得王国维努力与其保持着疏离的姿态,并最终因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一则《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而宣称与北大决裂。但王国维对于色彩淡薄、学术流派单一的仓圣明智大学与清华学校,则有着明显的认同,王国维与北大及其他大学的离合因缘,同时也承载着罗振玉的思想和情绪。考察王国维与大学的关系,对于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年间与学术的纠葛、新旧文化的矛盾以及学术流派的分野等,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 《历史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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